周公瑕七十,周公第八十二签

1、《史记·刺客列传》里记载着好多刺客侠士的事迹，其中有四位特别突出，常被人称为“四大刺客”，分别是专诸、聂政、豫让、荆轲。他们的信条都是“士为知己者死”。他们以视死如归的气魄和撼动山河的壮举，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侠义之名，使自己的英名万古流芳。
2、关于刺客的诗词歌赋
（1）荆轲歌/渡易水歌
朝代：先秦 作者：佚名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还 一作：复反)
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此句疑为后人补作)
（2）侠香亭是要离专渚梁鸿葬处为周公瑕赋
朝代: 明 作者: 王叔承
阖闾城头垂白云，周家亭子当斜曛。
后有专诸墓，前有要离坟。
梁鸿客冢落其畔，断碑荒草愁氤氲。
雄心不朽地自烂，侠骨生香天欲焚。
洒酒浇青天，烧纸问白骨。
名呼千年鬼，应声如咄咄。
往事忽在前，怒立头上发。
江风飞剑鱼喷刀，王僚庆忌如吹毛。
谁言南人太孺子，吴门气夺秦关高。
出关先生五噫去，舂米却慕延陵豪。
主人知客亦已晚，死同剑侠埋蓬蒿。
今日亭长生相逢，击鲜置酒非伯通。
当年三子我谁是，著书学剑皆成空。
壁鱼浪蚀五车字，纯钩血死秋芙蓉。
行将变名姓，吴市酣冥冥。
君无擅声价，日写《黄庭经》。
不如铲却退笔冢，酒花春满荼綍青。
君不见尊前侠香吹不了，太玄寂寞成都亭。
（3）于易水送别
朝代：唐代 作者：骆宾王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4）当然不能忘《侠客行》
朝代：唐代 作者：李白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不

1、《蕲步四绝句》

作者：李流谦

烧纸船头祭水神，杯盘灯火夜青荧。
老巫得珓舟人喜，想象灵君醉未醒。

2、
《颂古三十一首》

作者：释梵琮

烧纸无端引崇来，看看家鬼返为灾。
青天白日弄门户，背手掩来顺手开。

3、《侠香亭是要离专诸梁鸿葬处为周公瑕赋》

【作者】王叔承 【朝代】明

阖闾城头垂白云，周家亭子当斜曛。后有专诸墓，前有要离坟。梁鸿客冢落其畔，断碑荒草愁氤氲。雄心不朽地自烂，侠骨生香天欲焚。洒酒浇青天，烧纸问白骨。名呼千年鬼，应声如咄咄。往事忽在前，怒立头上发。江风飞剑鱼喷刀，王僚庆忌如吹毛。谁言南人太孺子，吴门气夺秦关高。出关先生五噫去，舂米却慕延陵豪。主人知客亦已晚，死同剑侠埋蓬蒿。今日亭长生相逢，击鲜置酒非伯通。当年三子我谁是，著书学剑皆成空。壁鱼浪蚀五车字，纯钩血死秋芙蓉。行将变名姓，吴市酣冥冥。君无擅声价，日写《黄庭经》。不如铲却退笔冢，酒花春满荼綍青。君不见尊前侠香吹不了，太玄寂寞成都亭。

4、《湖西杂感诗》

作者：释智圆   年代: 宋

草堂闲坐念编民，多尚浮虚少尚真。
礼让不修难致福，唯知烧纸祭淫神。

5、《寒食行》

年代：隋唐 作者韩翃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垄年年无旧道，

车徒散行入衰草。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

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三日无火烧纸钱，

纸钱那得到黄泉。但看垄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

第八十二首：吕纯阳重生梓树 中中
炎炎烈火焰烧天，焰裏还生一朵莲
到底永成根不坏，依然枝叶色新鲜
（四句浅释：火势凶猛，烈焰冲天，但莲花不受影响，依然在其中滋长；直到最后也并没有被折损，仍然枝繁叶茂，色彩鲜艳。）
虽是危险，不伤其身，营谋用事，皆得贵人。此签火中生莲之象，凡事先难后易。
灵签之曰：本签者。火中生莲之象。凡事先难后易者。目下时运未济。千万不可逞英豪。图意外之财。却反而损失不赀。所幸到底永成根不坏。依然枝叶色新鲜。尔之命也。可因命大。遇险而不危。易言之。虽是危险不伤其身营谋用事皆得贵人。
交易－小人 婚姻－阻 求财－劳力 自身－谨防 家宅－欠安
六畜－损 田蚕－缺 寻人－西方 行人－阻 六甲－虚惊
山坟－改吉 讼词－亏 疾病－设送 失物－南方 移徒－守旧
详解：
此签有”因人而异”之意。意味当事人，不要太过执著。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或向别人表达某些观点时，会发现有人能理解、有人却不能。此时也许会懊恼：为什麼同样一件事、说的是同样的话，反应结果却是两极？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本身的个性、想法与特质，包括自己也是。硬要把自己的想法加诸在别人身上是行不通的，常常只会造成反效果。何不试著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别人的观点与性质差异。知道对方的喜恶之后，才能进一步沟通，也可以避免误触对方的禁忌。做起事来，一定更加事半功倍。

文坛风气的转变
嘉靖四十二年前后，王世贞与汪道昆订交[1]，为之揄扬声名，并在书信中肯定对方的文章成就说：“自仆业操觚，睹世所构撰，入班氏室者唯公，而于鳞与不佞亦窃幸同所嗜。”（《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八《答汪伯玉》）自兹之后，王世贞、李攀龙、汪道昆三人鼎足而狎主文盟。隆庆四年，李攀龙去世，王世贞编订李攀龙诗文集，邀请汪道昆为之序，在信中说：“公于世文章独执牛耳，不腆敝赋，寔奉盘血以从。而世眼龊龊，谓：‘此子文多诘曲聱牙语，即一二稍习太史氏者，我太史氏无是也。’不知于鳞法多自左丘、子长、韩非、吕览，渠固未尽习也。公能忍于鳞，忍不开天下后世觉乎！”（《弇州四部稿》一百十九《汪伯玉》）一方面抬举了李攀龙，另一方面也吹捧了汪道昆。汪道昆是识趣者，因而也不惜齿牙，大力推崇王、李二公，声称：“嘉隆中兴，命世之作者二，一在东海之东，其山曰历，是生于鳞；一在东海之南，其山曰弇，是生元美。”（《太函集》卷七十六《沧州三会记》）弇州、太涵各自在其兄弟的羽翼之下，有足够的力量保持盟主之位，“名位相当，声名相轧”，当时“海内之山人词客，望走啖名者，不东之娄东，则西之谼中。又或以其官称之，曰两司马”（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汪侍郎道昆》）。两人的影响遍及全国，已非正德、嘉靖时期作为文人小团体的前后七子之所敢望。七子中的吴国伦，归田之后也以较深的资力获予文盟。直到万历十八年、万历二十年相继去世，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三人在文坛上一直保持极高的地位。倡导诗文复古的年轻人再也没有出现能接替盟主地位者，万历二十年之后，公安派迅速崛起，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声浪盖过了复古派，文学复古思潮告一段落。
弘治以前，操文章之柄者为馆阁诸公，文坛领袖就是台阁大老，其地位声望为天下之最，谓之“操文柄”盖有三层涵义：一是为求文而奔走于其门下者众多；二是出于其门下的文人众多；三是得其揄扬而显名者众多。正德以后，文柄“下移”至郎属，但一直到嘉靖末，文坛均未出现声望地位像李东阳一样显赫的人物。因此，后来所谓“操文柄”，主要是指小团体中的文人以文章名节相砥砺，树立文章正宗。称前后七子“操文章之柄”，就是这样的意思。到隆庆万历间[2]，出现了王世贞、汪道昆这样的大名人，天下求文者奔走于其门，入其门下学诗文者众，经其揄扬而成名者多，其声望地位，已基本可以和正德以前的李东阳相埒。至此，文坛经过数十年散漫无统的阶段，又回到了基本整合的格局。当然，经过这次回旋之后，也出现了与以前不同的状况，那就是，王、汪二人在万历时期有不少时间外出为官，又有不少时间罢官居家，于是天下诗文之柄“上不在台省，下不在山林”[3]，不在台阁则无关政教之用，不在山林则不染讲学之习，因而使得文学思想能够沿着重审美、重文采的道路继续发展。
综观这一时期的文坛，人们的结盟意识和相互标榜的风气没有衰歇，反而更加严重。但与前一时期相比又有所不同。一是求名誉、求地位的目的更为明确，二是在结盟的同时，更加重视相互的交谊，并不严格排斥异调。
汪道昆序徐中行文集，回视七子初起之时，曾说：“乃子与严事于鳞、元美，直将尸而祝之。二子周视中原，亦首推毂子与。子与朝明卿而夕子相，率谔谔无面从，退而语其私，则交相重也。务以上人，己愈下；务以下人，己愈尊。”（《太函集》卷二十一《青萝馆诗集序》）这话不尽确切。嘉靖后期，七子结盟之初，人们要在师法唐宋六朝诗文的风气盛行时，将先秦、两汉之文和汉魏盛唐之诗树立为典范，建立自己的坛坫，故其结盟注重气类相同、文学观念一致。他们虽然相互推重，但更多是为了争文章正宗这一共同的目标。徐中行谨事于鳞、元美，是因为才华气概不及二人，而不是为了获得二人的推戴。在隆庆万历时期，七子派的坛坫已经建立起来，世人无不知文学秦、汉，诗学盛唐者，故其结盟类似于胜利者向群众表示大方，颇有扩展门庭、光大基业的味道，揄扬共进，以求得更为稳固的地位。王世贞有意奖拔汪道昆，不断确认对方的盟主地位，这才是真正的“务以下人，己愈尊”，尊重别人是为了别人尊重自己，汪道昆深明其中之意，故将这样的想法加在了嘉靖后期的徐中行身上。
在王世贞、汪道昆之后，结盟意识最强的是胡应麟。胡应麟对于王世贞推崇李攀龙及王世贞与汪道昆的相互推崇，和汪道昆有相似的认识。他在给汪道昆的信中说：“琅琊才具之于济上，不啻诸葛之视魏文，而推贤竭诚，无所容口；执事年辈之于长公，大类青莲之于工部，而和衷合德，无复二心。回视李、何往复纷争，几以词场化为敌国，良可慨叹！”（《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三《奉汪司马伯玉》）元瑞高视一世，交游不算很广，却善于结纳王世贞、汪道昆这两位盟主，用一些过分的话吹捧他们，二人亦视之为知己。王世贞在《胡元瑞绿萝馆诗集序》中叙述胡应麟对他说的话：“元瑞之为言曰：子所可必者一，所大可恨者与我所不子负者各二。子甚幸哉！而我荐其敝帚，以希一言之华衮，则可必；子许我而即宠施我，即子一旦不可知，大可恨；我虽晚，犹幸及子，而不终子之惠，使后世疑其异时不相当，大可恨。即子过许我，而我竭蹶步武以求践子之许，不子负；有所弹射，而我惕焉以子为炉铴，不子负。”（《弇州续稿》卷四十四）这里表露了胡应麟极重的结盟意识。他让王世贞选择对待自己的态度：所谓“可必”，是指泛泛的应酬；所谓“可恨”，是指二人的交谊不够深；所谓“不子负”，是指愿意深结同盟。面对此言，王世贞惟一的选择，就是奖掖后进，以衣钵期许。他还以同样的态度干谒汪道昆，获得了同样的赏识。可惜，胡应麟虽然在诗文创作及文学批评方面颇有高才，具备文坛盟主的必要条件，但“器不胜才，吻不谋腕，脑满肠肥，谈笑间柴棘”（《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八十《汪仲淹》），受盟主奖掖，忘记了“竭蹶步武以求践子之许”，“不免沾沾”，结果导致“为群喙所嘬，几无避处”（《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八十一《华仲达》）。[4]另外，其年辈亦不足以压服群雄，故未能继二人而起，成为文坛领袖。
由汪道昆、胡应麟二人可以看出，在万历前期文坛人物的结盟意识中，求名声、争地位的目的更为明确。除了这一特点外，万历初的文人结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坚持同盟的同时，还主动向异调者表示好感。王世贞因家难而返回故里之后，与吴中豪俊交游，虽仍然心念旧盟，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宗派意识，但已不像先前那样排抑吴中文风。《艺苑卮言》卷七说：
吴人顾季狂颇豪于诗，不得志吴，出游人间，每谓余不满吴子辈，至有笔之书者。间一有之，而未尽然也。记中年挂冠时，命游屐与诸子周旋。章道华用短，不入卑调；刘子威用长，不作凡语；周公瑕挫名割爱，潜心吾党；黄淳父丽句精言，时时惊坐；王百谷苟能去巧去多，便足名世；魏季朗滔滔洪藻；张幼于朗朗警思；伯起正自斐然；鲁望必为娓娓。对陆叔平、俞仲蔚，便似见古人。又云间莫云卿、练川殷无美，词翰清丽，时时命驾吾庐。步武之外，有曹甥子念者，近体歌行酷似其舅。王君载者，能为骚赋、古文，饶酒德。——亦何尝落莫也！吾在晋阳有感云：“借问吴阊诗酒席，十年鸡口有谁争。”殆是实录。
这段话表明，王世贞与吴中诸才俊已逐渐打成一片。老一辈文人之中，主张学六经和唐宋文的茅坤、姜宝，都与王世贞、汪道昆书信往还，彼此向对方表示敬意。茅坤于隆庆三年致书王世贞，评其诗曰：“高者入雅颂，次者宗汉魏，又其下者，三谢、颜陆、江鲍以下，无不得其形似。非当刻镂文章之世，而力返之以土簋抔饮之旧，朱冕藻棁之后而复挽之以毛衣穴寝之古者乎！”（《白华楼续稿》卷一《与王凤洲大参书》）姜宝诗文集成，请王世贞和汪道昆二人为之写序，在给王世贞的书信中称扬其文章说：“即不经意语，亦时时吐出胸中之奇，盖日富而日精，未已也。弇州之文，愈读愈见姿态之横生，真可谓超越千古矣。”（《姜凤阿文集?留部稿》卷十《与王凤洲》）二人也高度赞扬其文章，并流露出对自己早年取径之狭的悔意。王世贞的“五子诗”所标榜的对象一再扩展，“广五子”的俞允文、卢楠、李先芳、吴维岳三人，已非往昔同调[5]；“续五子”中的石星、赵用贤，受元美赏识的是“攀天动星辰，芬芳一世间”的直节，在《末五子篇》的小序中，他说得很明白：“余老矣，蜗处一穴，不能复出友天下士，而乃有五子者，俨然而以文事交于我，则余有深寄焉。”（《弇州续稿》卷三）虽然于中寄托着延续文盟的希望，但更重视彼五人与他的交情友谊。他还作《四十咏》，将那些与他有交往，“不必一一同调，而臭味则略等”的四十人列入，“德均以年，才均以行，非有所轩轾也”（《弇州续稿》卷三）。在万历八年前后，他读过归有光的全集，推崇他的作品“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并说：“余岂异趋，久而始伤”（《弇州续稿》卷一百五十《吴中往哲像赞》），为早年的盛气而翻悔。
后辈作家中，陈文烛的广于结纳，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气。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陈文烛的诗集在生前刊行，为之写序的有十九人：陈思育、王乔桂、皇甫汸、袁福征、黄省曾、沈明臣、李先芳、孙斯亿、任瀚、高启愚、熊敦朴、陈宗虞、曾可耕、吴国伦、方沆、黄一正、李维桢、屠隆、周光镐。其《五岳山房前、后集》则有四人序之：王世贞、汪道昆、茅坤、归有光。序其诗集的十九人，名声高低不一，门户派别不一，年龄大小也不一。而序其文集的四人，前二人是复古派的盟主，后二人则是唐宋派的殿军。陈文烛向这些人讨序，这些人同时又愿意写序，都能够说明，人们似乎不再执著于门户之见，而是重交谊，文学主张不同者也不妨相互赏识。陈文烛卒后刊行的《五岳山人续集》，则毫无往昔的气派，竟没有一篇当时名士之序。四库馆臣针对其生前身后文集出版时捧场者多少的明显对照说：“斯亦生死之际，交游盛衰之验。而文坛标榜，其不足尽据可知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八《二酉园诗集文集续集》提要）
胡应麟自命继北地、济南之统，但在给皇甫汸的信中却说：“北地、信阳之才不能越马、班、李、杜，而诗文制作复一禀陈规，则奔走步趋，固已逡巡尘后，矧时代所压，有未能尽超者耶！”“故尝谓何、李、徐、高，西汉盛唐而不足者也；执事，江左大历而有余者也，绝长补短，政尔相当。”（《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四《报皇甫司勋》、《再报子循司勋》）屠隆在万历六年致书元美，表示极大推服，但他还与王稚登、汤显祖、袁宏道等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有的人认为他们朝秦暮楚，其实不然。胡、屠二人并无背叛王世贞宗盟之意，但却也并不拘守于某种文学观念。他们的作风，实能代表万历时期文坛上共同的风气。与二人年辈相当的李维桢交游更为广泛，后来受其奖掖者情况更为复杂。
与嘉靖后期持论较为严格的诗社相比，万历时期的诗社不再严格要求主张的一致，如汪道昆主盟的“丰干社”，“盟七君子为会”，分别是孝廉陈仲鱼，文学方献成、方羽仲、方君在、方元素、谢少廉、程子虚，他们“才人人殊，要皆不淈于法”（《太函集》卷七十二《丰干社记》）。但兹盟不久即纷纭而散，后又组“颖上社”，其宗旨变成了“本之以经明行修，益之以博学好古”（《太函集》卷七十五《颖上社记》）。而所谓“肇林社”，则还是“丰干社”的主要成员，则以讲论佛法为主。后来所谓“南屏社”，则仅仅是文人规模较大的聚会而已。“自四明至者则屠长卿、汪长文、杨伯翼；自吴门至者则曹子念、毛豹孙；自华亭至者则曹叔重、陆君策，皆从长卿；自京口至者则邬汝翼、茅平仲，皆从司马；自天台至者则蔡立夫；自金陵至者则李季常。乃若潘景升则前驱，徐茂吴、李含之、杨思说、俞叔懋，暨不佞、明卿，则东道主也。兹亦不期而集，不后不先，惟兹若而人，东南之美具矣。”（《太函集》卷七十六《南屏社记》）说“不期而集”，盖非实情，因为这么多异地才子不可能一旦聚齐。人员结构实在很复杂，文学观念也不可能一致。聚会之时，“主人屏苛礼，第遣诸姬，分席行杯，酒什数行，诗成者出席陈诗，而后入席，乃罢法酒，命升歌。如诗不成，毋辄入席……则接席者当歌间，歌三终，诗未成者皆起，或仰屋，或巡檐，或窥园，或倚柱。即曼声殊态，耳目不遑。既而为同声歌，行无算爵，更为急节，诗乃毕陈。”（《太函集》卷七十六《南屏社记》）由此可见，此所谓“社”，不是盟守一定主张的固定组织，而是文人才子的诗酒游宴之聚会，四方来会者往往有明显的求名动机，和相聚娱乐之目的。
推崇和交往的作家既然不限于自己的同调，称之为“结盟”也就不合适了。为应酬不同喜好的作家，王世贞、汪道昆等人不得不随时调整自己的意见，其文集中为别人所写的诗文集序，赞扬一个作家时说一番话，赞扬另一个与这位作家倾向相反的人时，又说另一番话。应该说，这是门户意识的消解，与为同一主张而结成的文学同盟恰恰相反，是文坛结盟风气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发生的来自内部的自我否定。这样的文坛整合，为新文学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不知先生贵庚？应该是晚运很好，所求皆应，一片光明。